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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美国政策专家、前官员及跨境投资界人士看来，由于该临时法规比预想中更为严厉地“上紧发条”，所以让很多人感到吃惊。可以想象，跨境到美国对特定行业（或业务）的投资将会越来越麻烦。中国商务部数据则显示，1~6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9591家，同比增长96.6%，实际使用外资446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折合美元683.2亿美元，同比增长4.1%。

国泰君安首席宏观分析师花长春同样表示：“后续降息可期。一方面，将会通过下调MLF利率来引导LPR利率下行及贷款利率下行。另外，为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不排除下降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利率100个基点的可能。”但也有分析师持不同观点，国泰君安固收研究团队便表示：“我们认为，货币政策会保持相当大的定力。随着9月份降准落地，未来几个月再难有显性宽松的政策出台，市场一直预期的MLF利率下调恐怕不会太快被兑现。”

上图为可比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的对比，英迈国际和伟仕佳杰的周转天数有所上升，联强国际基本保持稳定，公司则呈先增后降。就整体回款水平来说，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速度最快，2018年为40天；伟仕佳杰的周转速度最慢，2018年高达78天。由于IT产品更新换代较快，存货容易产生减值，不仅需要充足现金流支持企业运转，也需要非常严格的库存管理。

保尔森表示，调整是必要的，以反映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即利率上升，企业获利见顶，经济增长可能放缓。他说：“我认为，如果复苏继续下去，我们需要的是更低的估值，以维持一个不同的市场环境。”他补充称：“我不认为我们能在20倍的往绩市盈率的情况下应对这种环境，很可能更接近15至16倍的往绩市盈率，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贵州省经济增长率自2017年起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该省过去曾经是全国最贫困的省份，日均收入2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比例在最近4年里从18%骤降至4%。6月，西日本新闻经济考察团访问了贵州省。同行的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表示：“贵州省过去真的贫穷，但人们大多比较淳朴和灵活。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应对快速的变化。”

在这个“奇迹”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力量。国有企业看上去效率比较低，但它保持了持续增长，没有造成很多失业，对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问题是，既然效率相对比较低，又怎样才能持续运行呢？答案是需要一个外部支持，最简单的外部支持的方法当然是通过财政补贴。但是在改革开始以后，政府的财政能力一直在不断地减弱，财政收入占GDP之比从1978年的36%下降到1996年的11%。很多地方的政府连吃饭财政都保不住，政府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去补贴国有企业。财政没有钱，但又需要支持国有企业，怎么办？最后找到的办法就是对要素市场尤其是对金融部门实施各种干预，包括干预汇率、利率、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大型金融机构经营和跨境资本流动。跟今天讨论的主题直接相关的干预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正规金融部门把利率压得非常低，也就是说通过政策干预降低资金成本；二是在配置资金的时候明显地偏向国有企业。换句话说，政府虽然没有足够地财政资源来支持国有企业，但可以通过对金融政策，让金融机构将大量廉价的资金配置给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不按市场价格支付资金的成本，其实就是一种变相补贴。所以说，政府在改革期间保留对金融体系的大量干预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支持双轨制改革的策略，对国有企业提供变相的补贴。